首页 智库 要闻 正文

混改之后:混业经营促金融监管转向

2017-08-26 13:56 中国经济导报-中国发展网
金融监管

摘要:可以说,从机构监管走向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是监管机构的自我进化。同时,强调金融管理是中央事权,也突出了金融监管部门的权威性,有助于减少现实监管工作中的阻力。由此可见,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是不可分割的两兄弟。

   

中国经济导报记者|陈孟

近日,继中国联通之后,又一家央企“混改”方案出炉——中国黄金控股公司中金珠宝“混改”方案落地,引入包括京东在内的多家战略投资者和产业投资者等。增资扩股后,中国黄金持股中金珠宝的比例将降至43%。这是京东入局联通“混改”后,再次入局国企“混改”。

近年,我国的金融业者对混业经营富有激情和憧憬。相关专家认为,在混改时期,金融监管需要特别跟进防止风险发生。今后,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能不能真正跟得上新时代的发展,需要处理好4个比较重要的“转向”——

目标转向是时代的需求

从“行业发展”到“专业监管”的目标转向。这是澳新银行经济学家曲天石介绍的第一个转向。金融监管机构在监管和行业发展中的双重角色,源自监管部门成立之初。彼时,国内的金融市场处于起步阶段,金融机构中存在着强烈的计划经济思维,金融产品简单,金融行为以对内为主,金融交易并不活跃。因此,行业主管部门的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,不是金融“泡沫”,而是金融部门不能跟上经济发展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。这就在客观上需要管理部门承担大量的行业发展职能。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认为,在实践上,金融管理部门致力于放松管制和审批,并进行了大量的市场建设工作。这些都对境内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例如,在2002年末,全部债券市场规模只有人民币3.7万亿元,企业债券的发行仅限于重点国有企业。而在2016年末,债券市场的存量已经超过了人民币64万亿元,是当年的17倍,债券的种类和发行渠道也不断增加。

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发展,金融体系快速成长。随着产品的丰富和市场深度的拓展,金融行业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,甚至拥有驾驭宏观经济起落的实力。但是高速的发展也带来了风险的积累,出现了个别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过于激进、博弈监管、通过规避监管来放大杠杆、过度承担风险等问题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必须将行业监管与市场发展分割开来,让市场的归市场、监管的归监管。但是,对于监管机构而言,从十几年的“家长模式”中走出来,迅速转变为纯粹的、高水平的监管者,不仅仅面临技术上的挑战,更多是思想的挑战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“恪尽职守、敢于监管、精于监管、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”,就是正视现实、推动监管机构角色转变的起点。杨宇霆表示,在国外,很多监管部门为了提高专业水平,甚至愿意招聘行业翘楚、外国专家参与监管工作。曲天石认为,下一步的工作,应该是建立一组拥有国际视野并同时了解行业运作的专业监管团队。

对象转向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

第二个转向是从“机构监管”到“功能监管、行为监管”的对象转向。曲天石表示:“我们在此不想赘述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的定义,但想说明,二者的本质是一致的,就是跳出“一亩三分地”的限制,强调“实质重于形式”的监管原则。在这一原则下,相同的金融功能或行为对应相同的监管标准。”

杨宇霆所供职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受澳大利亚金融审慎监管局(APRA)的监管。澳大利亚是主要发达国家中较早实践行为监管的经济体。APRA成立于1998年,负责监管银行(接受存款公司)、保险公司以及超级年金等机构,旨在维持金融机构的偿付和支付能力,保障存款人、受保人和投资者存放于相关机构的资产,重点是计算该类机构对应潜在信用风险、市场风险及营运风险的资本金要求。

同时,杨宇霆介绍说,澳大利亚证券及投资公署(ASIC)负责管理金融市场的运作,专注于监控金融产品的开发、销售和交易,重点在于监管市场参与者的行为。APRA和ASIC一纵一横,构成了网状的金融监管结构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,各国监管机构逐步认识到了以往以机构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的不足,纷纷转向了注重业务实质的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。其中,英国的监管改革就采取了类似澳大利亚的模式,设立了金融审慎监管局(PRA)和金融行为监管局(FCA)。

可以说,从机构监管走向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是监管机构的自我进化。其背景是近30年来金融中跨行业、跨市场业务的蓬勃发展,杨宇霆认为这对以往的机构监管模式带来了挑战。曲天石认为,中国的监管机构如今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。虽然中国金融业名义上是分业经营的,但随着各类机构收购、控股、设立不同业态的子机构,事实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已经存在了。而跨市场这一点在金融产品上体现得更为突出。以理财产品为例,其资金往往流经理财产品、信托、证券资管等几个类型的机构和理财、信托、资管、固定收益(非标)、债券等多个产品类别。虽然监管机构已经认识到了产品和机构关联性带来的潜在风险,但囿于固有的机构监管模式,在实现穿透式监管方面始终面临着显性或隐形的藩篱,限制了监管的效力。

责任编辑:宋璟


返回首页
相关新闻
返回顶部